欧洲社会的不平等与未来转型前景

2020年2月1日英国正式脱欧,英欧关系进入为期不到1年的过渡期;2月,一向被称为西方“家庭团聚”的慕尼黑安全大会直奔主题“西方的缺失”,达成一致性协议遥遥无期;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西方全面爆发,欧盟和成员国应对无序,搅乱了履新的欧委会“地缘政治”谋划,“团结”变成一地鸡毛……往昔被视为秩序、发达、繁荣和文明代名词的西方,如今正陷入忧虑,西方正在变得不那么西方。移民问题、难民危机让西方价值不堪西方世界的焦虑与担忧一击,自由的灯塔失去光芒,种族问题给西方世界带来巨大潜在危险,人权理念饱受诟病,将其结构性缺陷和治理能力弊端再次充分暴露。

目前,在全球化行进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如美国优先、英国脱欧等诸多令全球甚感不安的现象。在欧洲,经济结构比例失调、贫富分化差距极大、失业问题日趋严重,社会治理出现困难,加之全球格局的变化带来影响力的下降,社会正在进入新的不平等阶段,这给欧洲带来了严峻挑战。未来的欧洲如何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建立新的联结、以及要怎样走出当下困境、创造新的社会发展模式,成功找到通往复兴的新路径?

对此,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宏图认为,只有形成真正符合欧洲大多数民众福祉的平等观念,进而以此重构社会发展方式,才是欧洲摆脱“结构性困境”所应采取的应对之策。为此,除了从历史的维度对近代以来欧洲的社会结构进行考察之外,更要高度重视创造财富的资本、市场、劳动、高科技等全球性要素的作用。

1、不平等的第一阶段以18世纪的法国革命最为典型,其特征为社会机制的封闭和世袭。这一时期诉求的平等则是要解决社会流动性和开放的问题,实现了机会的平等;

2、在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人类经济高速增长,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也越来越不平等,促使了两大新兴阶级的形成,最终导致现代社会基本原则的确立,也带来了新的不平等;

3、在全球化的第三阶段,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在创造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不合理,贫富分化再次拉开,使得全球再次进入不平等的阶段。

1、从欧洲历史文化传统出发,欧洲在进步与成长过程中虽然始终伴随着问题,但每次都能通过自身努力克服危机、迎来新生。因此,今天的欧洲也将会消弭因全球化所导致的不平等,在社会结构转型,政治体制建构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再次实现新的突破,重新实现“欧洲的复兴”;

2、目前的不平等是在全球化以及新的社会结构中发生的,为找到更好地防止不平等和实现平等的有效路径,欧盟作为一个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区域化政治体机制被人们设计出来。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协调和融合人们的民族国家认同、欧洲认同以及全球化认同又成为新的问题;

3、自由推动了欧洲的发展,但也导致了不平等的产生。未来的社会将是以保障人民权利为中心的社会,是延续还是修正原先的自由主义式民主,以及是否要重建起一种以“人民主权”和人民这一身份认同为基础的新型民主正成为欧洲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目前,在全球化行进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令全球甚感不安的现象,如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一直以美国为优先,高扬民族主义;欧洲各国右翼政党和派别的活跃,反对移民,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上升。对此,很多学者将此看作为“逆全球化”“反全球化”。不仅在政治层面上面临问题,同样,在社会经济层面上,欧洲经济增长乏力,社会福利面临严峻挑战,民众的抗议连绵不断。例如,法国先是有“黄背心运动”,再有退休金改革引发的大罢工,这些社会问题也让欧洲十分困扰。从全球的视角来看,欧洲在全球的影响力日益下降,以至于2020年2月,在德国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题就是“西方的缺失”,聚焦于欧洲目前的困境,由此也反映了欧洲人的焦虑与担忧。

的确,对欧洲人的焦虑与担忧实可以理解,从另一维度来看,这也反映了他们内心深处的不甘,与期待再次复兴崛起的雄心。当然仅仅有此抱负还不够,还应该对此进行理性的分析反思,找出其原因。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其原因,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好在理性的反思也是欧洲的文化传统。对此,一些学者从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民粹主义与民粹政治,社会视角的移民与宗教问题,经济上增长乏力,工作机会减少等视角来进行分析。在笔者看来,在这些表象的背后,隐含着更为深层的原因,那就是,目前欧洲社会再次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不平等的阶段。如果从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来剖析的话,可以认为现在进入到了不平等的第三阶段。因此,要清晰地理解目前全球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困境与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建立起这样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和具有相应的透视力。

从欧洲近代历史进程来看的话,在不平等的第一阶段,这以18世纪的法国革命最为典型。革命前,法国的体制被专称为“旧制度”。这一概念首次出现于1788年,随之在革命后成为流行。这是法国革命的革命者们发明的一个术语,借以表达他们要建立的是一个新制度,既然是新制度,那么要推翻的体制则应该被定名为“旧制度”。在革命者那里,“旧制度”所包括的主要内容有:政治上,国王的专制统治,没有代议制,三级会议,全部的统治权、管辖权、法律的创制权等所有权力都集中于国王一人手里,其行为只向上帝负责;社会结构上,整个社会被分为三个等级,是一个教士和贵族享有特权的等级制社会。历史学家认为,“旧制度”是宗教与精神,以及作为一种政治和社会秩序。而这一社会秩序的特质是等级制与世袭性,没有社会流动,更谈不上平等。由此,才可以理解那些革命者喊出“为才智之士开放前程”这样的口号。

对于法国革命,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在1847年所写的《法国革命史》中,将大革命解释为 “法律的来临,权利的复活,正义的反抗”。具体而言,经过革命,旧制度被推翻,人民获得了权利,从前是特权的社会,而现在则建立了平等。这里,可以用“革命的产儿”拿破仑的线月,正在囚禁中的拿破仑对于法国革命作过这样的评价:1789年革命是全国群众向特权阶级的总攻击。贵族们直接或间接地占据了所有的司法职位……并……享有各种封建权利。他们被准许免向国家纳税,但占据了全部赚钱和体面的职业。革命的主要目的是废除这些特权,肃清这些流弊,破坏古老封建制度残存的东西,砸碎束缚人民的最后锁链,使每个公民平等负担国家的费用和赋税。革命建立起了权利的平等。

由此可以看到,革命对于法国社会所带来了这样几个方面的变革,一是废除了特权以及等级制社会结构;二是实现了权利的平等;三是以及围绕人的权利所构建起的一系列社会体制安排以及社会规范,所有这一切的核心就是“人权”。从此,旧制度下的特权与专权被摧毁,从而实现以人的权利作为社会的基础。就废除了特权以及等级制社会结构而言,在革命中有两个历史节点值得重视,一是1789年的“8月4日之夜”。对这一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事 件,国内学术界很少予以关注。当革命爆发后,面对着革命的目标就是摧毁特权等级制,甚至贵族本身的时刻,贵族们在8月4日晚上开会磋商如何应对。会议持续了整整一夜,终达成一致,贵族们同意放弃原先享有的封建特权。二是在贵族主动宣布放弃之后,1791年国民制宪议会宣布:永久性废除损害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制度;原先第一和第二等级所享有的特权全部被废除,由此完成了社会结构的转换。这也是“人权宣言”所提倡的“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益上面才显示社会上的差别”。其实质是确立起流动的社会体制,从而实现机会平等。

在打破了贵族特权等级制的不平等社会体制后,随着工业革命的行进,在创造了人类经济高速增长,改变人类面貌的同时,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也越来越不平等,由此进入到了不平等的第二阶段。法国学者皮凯蒂指出,19世纪初,财富层级中前10%人群拥有的财富占总财富的比重已经达到了80%~85%,到20世纪初升到了90%。1800~1810年间,前1%人群独自占有国民财富的45%~50%,这一比重在1850~1860年超过了50%,到1900~1910年间达到了60%。在空间上来说,财富主要集聚在巴黎。1900~1910年 间巴黎仅居住着全国1/20的人口,却占有着1/4 的总财富,财富集中度很高,而且在一战前的10 年里似乎毫无节制地持续上涨。这里也是巨额财富集中之处。前1%人群的财富比重在19世纪初大约为55%,到1880~1890年升至60%,到一战前夕达到70%。因此,在法国,无论是大革命前还是之后,法国都是一个资本高度集中的世袭制社会。在下层人群中,占据人口50%的人群的财富没有增长。

纵观19、20世纪,底层那一半人群的净财富实际为零。也就是说,他们去世时没有任何不动产或者金融资产可以传给后人,仅有的一点儿财富也都完全用于丧葬支出或者偿还债务。到一战之前,巴黎超过2/3的人处于这一状况,而在全法国,大概一半的人是如此,没有财产传给下一代,甚至净财富为负值。这一点不仅是在法国,在整个欧洲都是如此。例如,英国的整个演变轨迹与法国非常相似,只是英国的不平等程度比法国还要高出一些。在1810~1870 年间,前10%人群占有财富的比重为85%,到 1900~1910年间超过90%。而1%人群占有财富的比重则从1810~1870年的55%~60%上升到 1910~1920年的70%。19世纪英国的财富是高度集中的,而且在1914年之前没有显现出财富集中度下降的态势。因此,财富的集中程度如此之高,鲜明地体现了不平等的状况。

在此情况下,很多人对工业革命持批评态度,并进行了大量的实际调查,揭露出了很多阴暗面。如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和英国议会的很多调查报告即可以证明这一点。身为工厂主的恩格斯也作了很多考察,并根据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写下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与马克思一起详细分析了工人阶级深受苦难的原因,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剥削的结果。英国前首相迪斯累利在小说《西比尔:两个民族》中写道:除了效忠女皇之 外,穷人和富人已分裂为两个民族,他们之间没有往来,没有共同认同,他们好像不同地带的居住者,不同行星上的居民,不了解彼此的习惯、 思想和感情,他们吃着不同的食物,按照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

面对这些情况,在各种力量的压力下,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抗争下,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政府开始了一系列社会救助行为,并进行新的制度化安排,重点就是保护工人阶级的权益, 对放任的资本主义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限制。例如 1833年,议会通过《工厂法》规定,9到13岁儿童的工作时间为8小时,14到18岁少年的工作时间为12小时,取消使用9岁以下的童工。1842年通过《煤矿法》禁止妇女和10岁以下儿童在井下工作。尽管童工这一劳动群体直到19世纪后期才彻底消失,但这些举措还是表明了试图要解决工人阶级的权利问题。正如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所提出的那样,当工人阶级在为社会创造了财富的同时,如何实现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也能让这个群体来分享。

回顾这两个阶段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看到,第一阶段的不平等,其特征为社会机制的封闭和世袭。这一时期诉求的平等则是要解决社会流动性和开放的问题,实现了机会的平等。而在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两大新兴阶级的形成,导致了现代社会基本原则的确立,也带来了新的不平等。通过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解决了每个人的基本保障,实现了相对来说的结果平等。总体来说,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公平的阶段。原因在于,一战和二战带来的对现有财富关系的解体和实际财富的摧毁;在20世纪,抹掉过去,推动社会重新洗牌、万象更新的是战争,而不是和谐民主或经济的理性行动。二战后,在经历了战争的苦痛之后,人们努力工作,依靠劳动致富而非资本成为共识,同时福利社会的建立抵消了原先不平等所带来的差距,让人们获得了基本的尊严。由此带来欧洲经济蓬勃发展,迎来了被历史学家称之为 “30年的繁荣”,再次成为欧洲历史上最好的社会发 展时期,也是进入到了一个财富再造的新时代。

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全球化的行进,在创造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不合理,贫富分化再次拉开,使得社会再次进入不平等的阶段。从近代历史演进的维度来看,全球开始进入不平等的第三阶段。其表现为:

第二,从在二战后积累起来的财富现在被后一代所承继,战后30年繁荣所积累的财富正在成为世袭,世袭性的社会再次形成。

第三,创造财富的两个要素——劳动和资本再次转换了角色,劳动创造财富远远跟不上资本创造财富的速度。同时,以前资本只是在民族国家之中进行资源配置,而现在则脱离出去,转而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加之对资本的监管不力;形成了全球资本主义,其资本所带来的收益也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要高得多。另外,以金融证券为代表的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相比劳动创造财富来说,资本市场依靠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说的垄断、投机 和欺骗获利甚丰,从而形成了劳动与资本的尖锐对立,也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了国际经济体系的不 平等。因此,现在是全球性资本主义时代,这和以前的民族性资本主义、帝国性资本主义完全不同。

第四,在工业革命时期,通过开办工厂创造和积累的财富需要很长的年限,其数量也不会很高,蒸汽机的发明者瓦特在去世前仅仅只留下了三百英镑的遗产。但现今,高科技的发展使得财富积累加快,其产品也因为突破了空间的限制,短时间内就可以获益甚丰。同时,高科技行业基本上属于青年这一群体,从代际的角度来说,造成了不同代际之间财富积累的差异,由此也造成不同行业的差异,导致有些行业劳动力失去工作机会,财富分化,贫困增加。

第五,全球性的人口流动,以前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制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而展开,而现在也无力应对因全球化而导致的大量人口流动的压力,这无疑又导致了新的不平等。例如,欧盟东扩之后,大量人口从东欧移民到了西欧,这对西欧各国的福利制度乃至工作机会都是严重冲击,这样,原有的社会体系安排跟人口流动之间就产生了新的矛盾与张力。仔细分析这些壁垒的设置,其实在此背后体现的则是另外一种新的不平等的出现,也就是说,欧洲内部之间出现了不平等,其意味着作为欧洲的公民是否有流动的自由。

和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第一和第二阶段的不平等相比,目前的不平等现状不仅在空间上扩展到全球,而且其程度更为严重。按照法国学者皮凯蒂的说法,“当今社会的不平等正达到新的历史高度。这种不公平更难用文学来体现或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因为这种不公平不再是一部分上层社会对比大众,而是一种渗入各人口阶层的普遍的不平等”。正由于此,西方有些学者才认为,西方现在遇到了生存意义上的焦虑,处在社会不平等地位上的民众如何得以生存,如果听任其发展,是否会出现一场犹如19世纪那样的新的“阶级斗争”?

回顾欧洲近代以来的历史,从不平等走向平等是通过革命与“阶级斗争”而实现的,尽管实现了相对的平等,但社会也付出了太多的代价。今天如何不通过革命或者其他冲突的方式来解决这一不平等,从而重建社会,的确是一种严峻的考验。面对这一严峻的情景,西方各国政治家们都在找寻解决的方式,发出不同的声音。例如英国脱离了欧洲联盟,在欧洲大陆出现极端右翼组织,和欧洲反对外来移民等。在这些不同的应对理念与实践中,笔者认为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表达更能够体现欧洲的价值观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马克龙这样说道:我们现在正处于欧洲大陆的决定性时刻,此时此刻,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我们应该共同从政治上、文化上重新创造欧洲文明的形式,这是欧洲复兴的时刻。因此,为抵御固步自封和分裂的风险,马可龙提议围绕三个雄心来共同缔造“欧洲复兴”:即,自由、保护和进步。他指出:我们必须在这些支柱的基础上实现 “欧洲复兴”;我们不能放任民族主义者利用人民的怒火,而不提供任何解决方案。

在这里,马克龙首先提到了自由,在他看来,自由是欧洲模式的基础,其内涵就是指人的自由、观点多样性及创造力的多样化,这也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基础。对马克龙所提出的这一解决欧洲目前困境的方式,我们必须给予高度关注,这是理解欧洲日后走出困境,获得进步动力的思想文化资源。当然如果从思想历史进程来看的话,这也是欧洲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建立起繁荣富强的国家和社会的基础。没有它,欧洲就不是欧洲,同样欧洲也就失去了未来前进的动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划分,而是经过历史发展和制度建构起来的文明或文化的共同体。更为重要的是,马克龙在这里期待重新高扬欧洲的历史文化传统,不仅捍卫欧洲的价值观,实现欧洲的复兴,延续欧洲从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发展道路,而且是要来对抗以中国为代表的另一种发展模式。因此,对这一表达,我们需要给予应有的重视。

的确,从历史上来看,为什么欧洲在15世纪后率先迈入现代,不仅形成了欧洲的同质性, 而且引领着世界的前行,原因不仅仅在于欧洲所创造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展开了“工业革命”,形成了现代的工厂制这一生产方式,并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以及对世界的改造与扩展性能力。实际上,仔细探究工业革命的起源,就会发现,欧洲所获得的这种能力的背后就是它所创造的人的自由这一文化传统,即维护个人自由和权利至高无上的文明传统,每个人在整个生命过程中都享有自由,获得他们应该得到的权利,并且是不容任何权力侵害的“天赋权利”。不仅如此,只有自由,才能形成如马克龙所说的,达到观点的多样化以及创造力的多样性。这一结论已为欧洲15世纪以来的历史所证明,也为很多欧洲思想家所反复多次地论述过。例如,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就从什么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这样的维度作出过非常精彩绝纶的阐释。

在密尔看来,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理性和知识的进步成为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 是人类福祉的基本内容。而怎样才能保证理性的高扬和知识的进步,在密尔看来,这就需要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从欧洲近代历史来看,有这样三个文化、思想和知识快速进步的时期,一是宗教改革;二是启蒙运动;三是从歌德到费希特的德意志,这是一个知识精英辈出,思想文化繁荣的时期。探寻其原因,不在于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等因素使然,实质上在于实现了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因此,密尔总结道,尽管这三个时期各自的原因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在那三个时期中权威的枷锁都被打碎了。那时,旧的精神专制已被推翻,而新的尚未建立。正是由那三个时期所给予的推动才把欧洲造成现在这样。可是若干时间以来,有些现象表明所有那三项推动力量已经差不多用光;我们若不再度力主精神自由,我们就不能期待什么新的起步了”。

他还说道:“习俗的专制在任何地方对于人类的前进都是一个持久的障碍,因为它和那种企图达到某种优于习俗的事物的趋向是处于不断冲突之中的。那种要胜过习俗的趋向,根据各种情况,可以叫做自由精神,或者叫作前进精神或进步精神。进步精神并不总是等于自由精神,因为进步精神会企图以进步之事强加于并不情愿的人民;而自由精神要抵抗这种企图,也会与反对进步者局部地和暂时地联合起来。但是进步的唯一可靠而永久的源泉还是自由,因为一有自由,有多少个人就可能有多少独立的进步中心。但是前进的原则,不论是在爱好自由还是在爱好进步的哪一种形态之下,与习俗统治总是处于敌对地位,至少含有要从那个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意思。”因此,密尔所说的“进步的唯一可靠而永久的源泉还是自由,因为一有自由,有多少个人就可能有多少独立的进步中心”的确是符合英国的现实。

例如,在英国革命中,发明水力纺纱机的阿克赖特,就是一个普通的乡村理发师;再如,发明蒸汽机的瓦特,也只是格拉斯哥大学的一位普通的实验员。他们的成功正是得益于这一自由的环境。相反,如果没有个性,没有自由,失去了这些进步的动力之后,其结果自然就是平凡和因袭,社会也只能是静止和停滞。在密尔看来,欧洲各国能够实现进步的原因就在于存在着多样性,或者借用德国思想家洪堡的观点就是自由和 境地的多样化。而这一观点和现在马克龙的提法是 多么惊人的一致。由此也可见,欧洲的这一历史文化传统将会是引领欧洲未来的重要资源。

近代以来,欧洲在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经历了多次危机,包括灾难性的两次世界大战。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一些政治家就情不自禁地叹息道,从此之后欧洲这盏明灯就此熄灭。历史学家施本格勒也写下了《西方的没落》一书,认为欧洲再也无力回天。当然持有悲观的理念是为了更好地警醒人们,激发对未来的想象。实际上,欧洲没有如他们所说,熄灭或没落,反倒是在二战后浴火重生,进入到了战后繁荣与和平的“黄金时代”。因此,欧洲的进步与成长始终伴随着问题,甚至是危机与灾难,但每次欧洲都通过自身的努力,克服了危机,迎来了新生。今天的欧洲也正是又到了这样的“时刻”,但从欧洲的历史文化传统出发,我也认为,欧洲也将会消弭因为全球化所导致的不平等,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在社会结构的转型,政治体制的建构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再次实现新的突破,依然成为世界的领头羊。正如马克龙所号召的那样,重新实现“欧洲的复兴”。

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除了理解当下的困境,以及重新挖掘和借用欧洲自身的文化传统之外,我们还需要静下心来从历史的维度来对近代以来的社会结构进行考察,对支撑这一社会的思想观念和原则性的基础进行思想史的研究。例如,现在需要对创造财富的这些要素资本、市场、劳动、高科技在全球性层面展开研究,既要研究这些要素本身,又要在全球的层面来展开研究,因为这和以前的形态已有不同,这些要素在全球流动,在空间和结构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与此密切相关的是需要对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世界主义等进行新的考察。

同样,我们还需要对财富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以及承继方式进行思考。如现代社会的基础——财产权和市场进行探讨,正如有些学者所说,市场经济能够确保降低财富不平等和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是种幻想;对福利制度,遗产的继承等进行思考就需要对欲望和利益等原先的社会原则进行反思。例如,思想史家和经济学家赫希曼就写了《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说到底这种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人性本身进行反思。我们要过着和过上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或者说,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是人们应该要过上的生活?

为什么要提出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因为随着全球往关系的发展,消费社会的来临,包括大量新奇的物品可以进入到人们的眼帘,一下子激发起大家的欲望,大家都对未来充满着期待,不管是富人、中产阶级还是穷人都是如此。同时,现实的社会流动也的确使他有机会改变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乃至过上好日子,在这个层面上讲,激发我们采取行动或者期待的,不是抽象的“改善生活”,而是一个具体的生活状态,乃至一种物品,如报纸上曾刊登过一位青年人卖肾买苹果手机的例子。因此,从心态上来说,每个人都被激发出获得甚至拼命追逐财富的冲动与欲望。所以欲望与消费就不再仅仅是私人性的问题,而实际上将会成为一种公共性的社会选择,并影响其政治决策和政治行为,从而也影响其未来的走向。

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教授曾经出版过《沉疴遍地》,认为“资本主义”式的全球化正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因此,他响亮地提出了“怎么办?”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西方的民众对此已经给出了回答,从多年前的伦敦骚乱到占领华尔街运动,到去年爆发的“黄背心运动”无不体现了民众的不满与抗争。因此,今天我们应该转换视角,不能仅仅在19世纪的社会语境下传统地来思考社会的不平等问题,而更要看到,目前的不平等是在全球化以及新的社会结构中发生的,我们不能在单一的民族国家这一空间和传统的社会结构维度来思考,我们还需要在新的视野下理解它,进而找到更好地防止不平等和实现平等的有效路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实现和平和繁荣,欧洲一些非凡的政治家们创造性地设计出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机制,即现在的欧洲联盟。欧盟是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一个区域化政治体的设计,希望有一个没有边界的市场、没有边界的人员流动的区域,尽管其也设置了一些边界,如欧元区的边界、人员流动的边界、老欧洲和新欧洲的边界,但这些边界逐渐也在取消。

本来建立欧盟的出发点是好的,经历过一战、二战,欧洲人反思,要在欧洲范围内建立超民族国家的机构来协调国家之间的关系,以此消弭由于各个民族国家利益至上带来的互相伤害,从一开始的煤钢联营,到欧共体,再到欧盟,其政治功能越来越大,也慢慢建立起了欧洲认同,经济好的时候也形成了比较成体系的力量,但是问题出在经济乏力的时候,每个民族国家在权利范围做自己的事情,而破坏了欧洲的利益,谁来买单?所以,这个区域一体的基础还是相对不稳固,而且内部又有较多的差异,特别是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了棘手的移民问题。

在2015年英国 《》就有文章担忧:外来移民正在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那时候英国还没有脱欧,但这个代表英国官方的声音已经出来了:英国不想要那么多的外来移民,这里所涉及的不只是工作机会的问题,还有生活方式的问题,它想要追求自我的独特性。以前我们不太会关注这一问题,其实生活方式是一个大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成为了英国脱离欧盟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在全球化的今天,在民族国家、欧盟和全球化这 三个层面上也都出现了问题,如何协调和融合人们的民族国家认同,欧洲认同以及全球化认同的确是个难题。

因此,回顾从近代以来欧洲所形成的社会结构,或者说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所形成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欧盟,以及20世纪80年代之后越来越迅速发展的高科技和全球化进程与格局,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在空间层面上,还是在结构维度上,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面临“脱榫”的风险。综合上述各种问题,也可以说,我们面临一种“结构性困境”。如何破解这一结构性困境,从思想史研究的路径和思想传统上可以看到这样几种解决的思路:

一是以美国施特劳斯学派为代表,想用反现代性,重回传统美德的方式来拯救这个充满欲望,或者说欲望过度的社会;

三是用欧洲19 世纪早期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平等来修正目前巨大的不平等,思考平等的限度。例如,法国学者皮凯蒂最近出版了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解析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其实所有这些的反思可以集中在一点,就是要对欧洲近代以来所形成的“资本主义体制”进行重新思考和规划。的确,从全球格局的视野出发,目前最为需要的是进行一种思想观念上的创新,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我们能否在欧洲以及西方现有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基础之上推陈出新,或者有无可能在此之外开拓另外一种新的社会发展道路,按照皮凯蒂所说,要超越 资本主义。

站在时代的今天回望欧洲的历史,诚如马克龙所说,自由推动了欧洲的发展,占据了世界主导性地位,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自由”也导致了不平等。而当下正是进入到了这样一个不平等的第三阶段,这就提醒人们,如何平衡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复杂关系,必须认识到两者缺一不可,实际上,平等也是欧洲近代以来的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欧洲的经验出发,可以清晰地理解,一个贫富分化的不平等社会,一个只以统治阶级所形成的少数人享有的等级特权为基础,并且只从某些利益集团的私利出发,而全然不顾,甚至排斥大多数人们利益的社会一定会面临危机无法维系的问题,未来的社会将是以保障人民权利为中心的社会。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首相鲍里斯在首相就职典礼上反复提及“人民”, 马克龙也在“黄背心运动”之时展开全民大辩论,重思民主以及要将人民放在重要地位。由此,这就提出了一个关键性问题,未来是延续还是修正原先的自由主义式民主,以及是否要重建起一种以“人民主权”和人民这一身份认同为基础的新型民主?

的确,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现实正在为人们拉开了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让世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或许更是促进新的社会转型的契机。因此,在这一危机与焦虑的时刻,时代向我们提出了这样尖锐的命题,促使我们要像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那样思考和呼吁:要用全新的视野和观念来理解正在形成的这个全新的世界,从而找到建构未来世界的路径。因为“一个全新的世界需要一门新的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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